最后，我终于感觉好一点儿了，已经有很长时间，我们没法达到默契，只是这次，我们是靠电话线传递的默契，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见面了。她没有看到我生完两个孩子之后的样子，我不知道，她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苍白消瘦，或者体形已经发生了变化。这些年，我感觉自己是和一个脑子里的影像说话，她的声音不能完全代表这个影像。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忽然间，我觉得堂·阿奇勒的谋杀事件是一个精彩的故事，可以成为我新小说的核心。挂上电话之后，我马上就把我们交谈的内容整理在一起。我重新构建了莉拉提醒我的那些事儿，把过去和现在混合起来，从可怜的达里奥的被杀，到那个放高利贷的人的惨死，一直到曼努埃拉·索拉拉。我难以入睡，反复捉摸她说的那些事儿。我越来越清楚地觉得，我可以通过这些材料，讲述一个故事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一直在反思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，把现在动荡的局面和遥远的声音混合在一起。我想到我现在富裕舒适的生活，还有我之前为了摆脱我的出身所做的努力，对于失去眼前的一切的担忧，还有倒退回去的渴望，这些情感都混杂在一起。我翻来覆去想了很久，我越来越确信，我可以把这些事写成一本书。我非常费力地思考，同时勾起了很多痛苦的回忆，我在本上写满了笔记，构建了一个暴力的情节，把近二十年里的事都联系起来。莉拉有时候会打电话给我，她问我：
“你怎么很长时间没打电话啊，你病了吗？”
“我很好，我在写东西。”
“你写东西时，我就不存在了？”
“你存在啊，但会让我分心。”
“假如我病了，假如我需要你呢？”
“你可以打电话给我。”
“假如我不打电话给你，你就一心想着你的小说？”
“是的。”
“我嫉妒你，你真有福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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